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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盗窃罪争论问题的研究:犯罪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

 

盗窃罪属《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犯罪”,与不断出现的新型犯罪相比,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犯罪类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盗窃罪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即使是传统犯罪,也不乏新的手段与方式,在立法中也体现了这种变化。盗窃罪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如何解释新的法律条文,如何区分罪与非罪的争论逐渐在司法实践中激烈起来。不限于盗窃罪,其他犯罪都存在相似或者类似的争论,即该如何去正确理解和把握犯罪的实质,实现刑法正义。有的国家刑法制定了近百年。近百年来,无数的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解释刑法规范;而且,只要该刑法没有废止,还将继续解释下去。无论是披露立法者的原意,还是揭示法条的客观含义,都不至于花费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人们之所以一直在解释现行有效的刑法规范,是因为活生生的正义需要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制定法的真实含义不只是隐藏在法条文字中,而且同样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1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修正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正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于“数额较大”,作为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刑法修正案(八)》的重要特点,进一步扩大了盗窃罪适用的范围。在无明确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对于该四种行为的认定则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与争论。

二、行为犯和行为数额犯的争论: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四种行为是行为犯。其理由在于: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于“盗窃数额较大”,就说明了该四种行为构成盗窃罪与“盗窃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是不同的,既然修正案没有规定该四种行为有数额限制,那么就应当理解为没有数额限制,有该四种情节之一的,不论数额,都应该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四种行为仍然需要考虑数额,是行为加数额的评价。该四种行为构成盗窃罪是指盗窃数额未达“较大数额”且具备任意之一情节,但是盗窃数额低廉的,即使存在该四种行为之一,也不能构成盗窃罪,只能作为治安处罚案件处理。其理由在于:1、盗窃罪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性权利,并且是值得保护的财产性权利,一张报纸,几元钱等低廉的财物不是刑法值得保护的法益,也没有必要用刑法来调整;2、要正确认识盗窃罪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和《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之间的关系。不能把违法行为转化成为犯罪行为。2

对于该四种行为的解释,从上述两种观点分析得出,第一种观点是从盗窃罪规范本身字面来理解的,可谓“文义解释”。第二种观点是从盗窃罪保护的法益和目的来理解的,可谓“目的解释”。

有人认为盗窃罪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于是批评刑法规范本身不完善,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来解决。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现实。首先,由于刑法规范抽象叙述、文字的模糊性等原因,对于刑法规范的存在不同的解释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也正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相互发展的方向,不同解释之间谁能够说理更严谨和深刻,就更能被理论与实践认可。不要认为刑法规范制定的越具体越好,比如将具体犯罪数额规定在刑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让法条的归法条,解释的归解释。其次,这类盗窃案件是现实中非常常见,不断出现的,不能等到司法解释出来了再进行裁判。再者,司法解释往往是总结司法实践中成熟的经验做法,归纳以后再制定的,修改后的盗窃罪司法实践时间还并不长,现实中都不能大胆提出解决的办法和理由,何谈司法解释来解决?

三、观点背后的立场:犯罪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

笔者认为针对具备以上四种情形是否一定构成盗窃罪的争论,亦即,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的观点,其背后是犯罪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问题。

对于犯罪的构成,是从形式上解释还是实质上解释?

形式解释是刑法是怎么规范的,就怎么解释,没有明文规定,就不能限制或者扩大解释。即关注刑法规定用语的字面含义。

实质解释是在解释刑法时,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又不歪曲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依据事物的本质,对法律作出不同的解释,以求得最合理的解释。即从实质的角度来解释刑法。3

笔者认为,坚持犯罪的实质解释更为正确。

1、形式解释说明了“刑法禁止什么”,那么实质解释就是说明了“刑法为什么禁止”。如果结合两者来看,对犯罪的认识无疑是积极和有益的,但是割裂来看,形式解释只是从表面上理解了犯罪构成,而没有去探究犯罪构成的实质,这只是一种“文字刑法”。

2、刑法的用语显然与一般的文字和生活用语是不一样的。采用形式解释犯罪,往往把生活和熟悉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的事实混淆起来。例如,形式解释抢劫罪中的“暴力”往往是刀、枪、棍、棒等的打击,而对行为人驾车冲击被害人是否属于“暴力”显得束手无策。再如,刑法对“信用卡”的解释超越了生活中人们对于信用卡的理解。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只是通过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提出的解释结论必然使刑法不协调,所作出的判决必然不公平。即使偶尔得出了公平的结论,那也只是一种巧合而已。4这些事实都表明,想要靠生活中的文字或者语言去理解刑法上的规范是非常不恰当的。

3、不能简单的说认为实质解释会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有损害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形式解释更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与《刑法》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是不同的。刑法规范没有规定的行贿罪、挪用公款罪的成立有数额上的限制,但是司法解释却予以了限制。如果按形式解释的理解犯罪构成的逻辑,既然刑法明文没有规定限制数额,那么这些犯罪都是行为犯。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4、采用实质解释应当具备这些条件:首先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次不歪曲案件事实;最后是在形式解释得出与刑法目的不协调结论的时候。采用犯罪的实质解释并不是一味否认刑法规范,否认规范的字面意思,因为这会损害刑法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而是强调解释犯罪构成,不仅要从形式上,更要从实质上解释,否则就会产生不正义的后果。

四、坚持实质解释修正后盗窃罪四种盗窃行为的理由

针对上述四种盗窃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解释,笔者坚持实质解释来理解,其理由如下:

1、盗窃罪将四种行为纳入盗窃罪进行处罚,从本质上仍然是侵犯受害人的财产权利,而不是侵犯受害人的其他权利。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修改情况的汇报》中提到:有的常委委员、部门和地方指出,扒窃行为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应当在刑法中作出明确规定。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方面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对于“入户盗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入户盗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还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并对公民的人身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应当予以严厉打击。5据此,有人认为扒窃、入户盗窃这些行为也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对此,笔者是反对的。“一切法律均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制定的。制定法律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利益。保护人们的利益是法的本质特征;这一主导思想是制定法律的动力”。6刑法制定的本质是保护各种法益,刑法分则各罪均是由所保护的法益来分门别类的,我国刑法通说认为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性权利,但是没有人将人身权利、住宅安全等视为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如果将公民的人身权利加入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当中,将导致盗窃罪保护的法益极为不明确,将混淆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区别。按照这种逻辑,行为人在被害人携带较大数额财物的情况下,实施故意伤害行为也可能对被害人的财产安全造成侵害,那是否也应该把财产权利纳入故意伤害罪评价?这样的说法看上去理由很充分,但事实上却将本来不属于盗窃罪保护的法益掺杂进来,使得盗窃罪的罪名罪状模糊化,处于非常不明确的状态,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完全丧失意义。

2、我国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价值低廉的财物不能成为盗窃罪保护的法益。我国刑事处罚的范围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更小。刑法中充满了“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限制入罪的规定,即使在刑法规范没有限制的时候,司法解释也予以了限制,比如受贿罪,刑法规范没有明文限制数额,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这都表明我国刑法具有明显的谦抑性,刑事处罚并不是无边无际的,不可能像国外那样,盗窃一张报纸都可能构成犯罪。

3、采用形式解释不能正确处理刑法体系内部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采用形式解释不论盗窃罪数额大小都要定罪处罚,无法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相协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对盗窃行为的治安处罚大部分也都毫无用处。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正是说明形式解释是不正确的。解释者得出了不协调的解释结论时,不要以为刑法本身或者刑法与其他法律不协调,而要知道是自己的解释使得刑法不协调;所以,责任在自己而不是在刑法与其他法律本身。换言之,当解释者得出了不协调的解释结论时,首先应当怀疑自己的解释理念、能力与方法,然后重新解释刑法,直至得出协调的、正义的解释结论为止。7

4、采用形式解释有违罪行相适应原则,也有违正义感情。如果扒窃1元钱、入户盗窃了几袋零食、多次去商店盗窃几个作业本等轻微的违法行为都要构成犯罪的话,显然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即使抛开法律论理的角度不谈,就是从一般人朴素的正义感情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

5、刑事司法实践的实质解释倾向。对于修改后的盗窃罪,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一些地区的人民法院确实是按照形式解释来理解四种行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意识到这将导致盗窃罪刑事处罚的泛滥化趋势,笔者和一些法官、检察官探讨时,他们均不同程度的表示了这种担忧。于是,对盗窃罪的实质解释逐渐占据了司法实践的上风,有些地区的公检法部门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对某些行为下的盗窃罪数额加以限制,没有按形式解释不论数额大小都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这一做法表明,司法实践是倾向从实质上来解释盗窃罪的。

 



1张明楷:《刑法的十大关系论》,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 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3 近年来,刑法解释学出现的以张明楷为代表的实质解释论与以陈兴良为代表的形式解释论之争。两者对刑法的解释,是哪种解释优先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问题,而不是本文探讨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

4参见张明楷:《注重体系解释 实现刑法正义》,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2期。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6(德)李斯特着、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第6页。

7前引(4

 

                                                                    日博官网 365bet_365bet哪个浏览器能打开_365bet游戏注册刑庭  周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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